最近读到了一篇博客文章，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和法兰克福学派，谈论了消费者主体性和互联网排他性。由此想到凯文凯利写到的，科技发展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高中时我加入的极客社是南通中学唯一和写代码沾边的社团。社长是个帅哥，而且是富哥；他天天关注各种品牌的手机，并购买其中的许多。对于手机我是不怎么注意的；我厌恶所谓的数码圈，觉得他们津津乐道的东西都是程序员拉出的屎。我从此对极客的印象是像社长这样拥有华为全家桶，从手表收集到汽车——也可以是其他品牌。而我，很穷，所以只能写写代码。我不是极客。

在WWDC上颁发的优秀开发者，是苹果吊在软件开发者面前的胡萝卜；至于apple store，则是大棒。当软件开发者必须遵守规范、并且应该遵守规范时，就进入了苹果的叙事逻辑，成为了苹果叙事的奴隶。当然，苹果只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从谷歌的AOSP以降，大科技公司在认识到开源界的力量的同时，无不试图纳为己用。微软对于开源态度的极速转向便是一例。

在网上、在身边，我接触到许多NAS爱好者。这些人不信赖或者不屑于大公司提供的服务，在家里架设了文件存储服务器，存储自己所爱好的电影、音乐，自己拍摄的照片，等等。当然，自己的硬盘阵列有风险，自家的网络带宽可能也比不上专用优化的线路；但是，掌握权毕竟在自己手里，这样的风险最低。

这是当代信息社会的阿米什人。阿米什人不信赖现代科技，他们甚至连电都不用；用压缩空气作为能源，理由是压缩空气制造机是自家的。他们的极简主义固然有宗教因素，然而这种生活状态不也吸引了人们前去体验？然而，比起阿米什人恐惧现代科技的荒诞性，NAS爱好者对于大科技公司，或者说集中的又是私有的网络服务的不信赖更显切实。毕竟，谷歌也会宕机，中国联通也会故障；互联网比人们想象得更不稳定。

作为一个订阅了各种网络服务的人，我可能没有那样的忧患意识。然而从根本上，如果我不需要这些服务，那么我既不需要大公司提供的服务，也不需要自己搭建服务。资讯只需要自建的RSS订阅器就行了，无需各种微信公众号、各大新闻APP。联系可以用Matrix桥接微信和QQ，更不用说电子邮件。至于短视频，并不能给我提供什么信息。

有一类末日爱好者，他们认为世界末日很可能即将到来，所以建造各类的庇护所，恐惧核战争的修建地下掩体，恐惧大洪水的跑到青藏高原，恐惧生化危机的囤积枪械。v2ex上的月经贴是某地政府又实施了域名白名单制度。当然，对于只会从B站或者抖音——这两者现在在我看来已经差不多了——的人来说，当然感受不到什么差异；但对于习惯接受独立信源的人来说，无异于切断自己与外界的信息交换渠道。所以，要构建本地可用性；要把自己将来会用到的资源搭建为本地服务。

开源的技术理性是应当始终为价值理性服务的。我们应该还记得硅谷浪潮和嬉皮士运动乃至于反越战的关系。“今日大富翁，昔日赤脚人。”乔布斯偏执的态度和奇异的世界观正是来源于此。实际上，开源运动和全球反叛浪潮密不可分。还记得Richard Stallman吗？他不是被怀疑为共产主义分子吗？更不用提加密算法的贡献者们，他们认为加密算法理应被全人类共享，阻止了美国军方垄断。他们是互联网隐私的先驱。

计算机自诞生之日起就赋予了开发者一种格外突出的改造世界的能力，这个世界是计算机内存中的字节，也是网络世界，在现代，这成为了一种权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也许我们还记得那些知名的黑客们。有阿桑奇，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有中本聪，比特币的缔造者。技术理性从来都是价值理性的捍卫者。开源运动实质上是赋予这些优秀的先驱者将能力分享给后来者的机制。

让我们回顾互联网的历史。万维网最初是美国国防部的通信网络，后来与学术机构相接通才民用化。互联网与政府力量从来都密不可分，通讯基础设施永远掌握在国家机器手里。因此，作为个人的我们，对于互联网，对于网络世界的不信任感，本质上是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这当然是因为美国政府罪大滔天，搞到百姓怨声载道。

时至今日已经说不清楚是开源运动影响了互联网的共享精神还是互联网的共享精神缔造了开源运动。不过两者常常是密不可分的，从sci-hub，到zlibrary，到pt网络。总之，是资本主义法权的破坏者。如果有共产主义，那一定是赛博共产主义。

回想起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在当代，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伦理。不必谈当代年轻人的解构意识和反权威精神，单是互联网的共享、开放，虽然正在死去，但仍然持续影响着社会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未尝不会是新时代的资本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