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府早在明代就成为财赋重镇，但民国时期的上海县，今日的黄埔区，并非是松江府的核心精华，而完全是清末以后才开发的。事实上，小农经济时代的城市秩序，某种程度上是对于新的工业发展的阻碍。今日的松江、金山，甚至被所谓上海人目之为乡毋宁，他们说的方言，也并不称之为上海话。

所谓上海话，有点像是齐泽克的巴尔干笑话。然而，上海话实际上是一门年轻的语言，从清末到现在，无非一百多年历史。关于上海话如何杂糅了宁波话、无锡话、盐城话和洋泾浜英语的问题我并不想赘述。在吴语普遍衰微的当下，上海话至少在网络上还有一定的存在感；当人们关于说上海话是否是排外而争执的时候，实际上承认了上海话的普遍存在。其他吴语方言小片，除了苏州话，因为吴侬软语的滤镜，似乎还有一定的知名度以外，都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了。看上去上海话越来越成为事实上的吴语正音，虽然这一事实看上去是滑稽的。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吴语区的历史。衣冠南渡以来，江南江北之争就成为核心议题之一。靖康之变，建炎南渡，中原板荡，至此吴语区才成为保存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至于明朝，太祖兴起于淮右，金陵始为真正意义上的首善帝京，摆脱了台城作为吴人版哭墙的历史轨迹。据说是因为张士诚，江南重赋，天下财政，半出苏松嘉湖四府。然而事实上是不这样做，明朝财政就难以维持下去。

经济的历史就是文化的历史。江南同样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从唐、宋的扬州，到明朝的金陵，清朝的苏州，江南是天下富庶的代名词，而在太湖、扬子江周边不断转移的。吴语正音的争夺，实际上是对于吴语区文化优势的争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南京是正统的吴语区，但从明以来一直作为中央辖制江南地方的重镇，受到江南地区的排斥。毗陵是三吴之一，但因为缺少文化议题，始终扮演着吴语主流文化追随者的角色。杭州话是江南官话，是吴语区中的官话方言岛，但杭州近年来隐隐争夺吴语区副中心，也不缺少名士，所以杭州话也被视之为吴语。从语音学上，吴语分南吴北吴，浙西的南吴才是吴侬软语真正所指，可以说是吴语正宗，特别是台州话。但是南吴本身并不出名，浙江上八府也缺少存在感。

南北五省治中华，江苏从来不散装。江南自古重赋，至今江苏国税局各项指标在全国也是最严格的。然而事物总是一体两面的，经济上的重负，必然带来政治上的依赖和优势，而后者又会削弱本地的经济优势。江苏的发展虽有民国时期的工业底子，但还是要归功于地方政府控制下的体制化的产业经济；然而凡事必有代价，地方债问题不必多言，一般性预算收入和人均所得远远落后于GDP，政府指令下的市场经济也缺乏活力。正如中国用三十年走过日本一百年的道路，积攒两百年的问题，江苏实际上是用十年走过新加坡六十年的路，积攒三百年的问题。至于面对工业社会的现代性文化挑战，江苏的解决方案是无限可分。从前现代的苏南苏北差异划分，到今天的普遍区域化、乃至于县域化的自我认同。

江浙自古一家，浙江的发展道路却与江苏大相径庭。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相比于江苏政府的经济控制者、规划者、领导者角色，浙江政府更多地无为而治。温州模式是让个体工商户自由发展。然而，在后现代的信息化社会，这种分散型的经济模式必然要向集中化转型，之江新军的理论正是民营经济向国企垄断过渡。至于共同的文化认同，浙江自然禀赋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缺少平原，但这反而带来了上八府和下三府的和衷共济。然而，这种和衷共济，不如说是习惯于屈从下三府。从光复会以降，浙江的主导权一直是在下三府中间争夺。民国时期，如果说江苏还存在着新四军的游击队，那么浙江是真正的地主政权大本营。改革开放以来，各县自由发展，但在从县域集群到长三角都市圈迈进的过程中，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格局必然会被打破。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吴语是弥合江浙沪貌合神离的唯一文化纽带；这种貌合神离，不仅存在于省之间，也广泛地存在于地级市和县之间。然而，正如吴语正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吴语本身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据说赵元任当初本想将吴越方言命名为越语，但因与粤语混淆而作罢。由此观之，吴语其实也是到民国才出现的。至于越语，也正如各地方言，不过是中古雅音的残存，和上古越语毫无关联了。至于如何通过定义“新的吴语”，弥合江浙沪、苏南苏北、浙东浙西、乃至于昆山、张家港、太仓、常熟之间的裂痕，则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目前来看，很显然，上海话是自然而形成的新吴语中心。